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26] 1917年8月，陈独秀发表《复辟与尊孔》一文，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尊孔与复辟之间的联系： 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
其实，所谓孔家店的具体所指是很清楚的，就是作为专制帝国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礼教(详见下节)、及其在当时之典型表现的孔教。(一)新文化运动对重建儒家形下学的积极意义 上文谈过，新文化运动直接针对的是儒学的伦理政治层面，即形下学层面。李大钊的话是一种预言或预见：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今日，儒学都在不断地进行现代转化。[40] 陈独秀：《孔子与中国》，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77-379页。这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而与第六义科学相呼应，故陈独秀在该文最后总结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其实，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概括为民主与科学是不确切的，因为民主并不能涵盖上述一系列关键词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1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13]中国道德性命之学的主流倾向于坦然接受人的有限性，与此同时，也乐于接受一个比人更伟大的富有意义的东西并努力通过下学上达、修德体道的方式而与之保持一致，以实现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所谓的天人合德或天人合一便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有关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思想信仰。因为人性是相近的，所以人与人之间乃至不同的族群、国家和社会之间才能真切而充分地了解彼此的基本欲望与需求，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有意义的理解、沟通与交流。
自强不息非一德，厚德载物非一功。相对孔子的义命分立之学，孟子更加强调性、命之间的区分以及如何区别对待性与命的问题。
我们从五个方面梳理、概括、总结、提炼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富有深度的思想信仰和精神文化生活之特质的方面，我们认为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如何在乐天知命与体仁而行、在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积累丰厚滋养并不断开拓进取、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饱受暴政与战乱以及近代殖民统治的苦难，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息繁衍、延续数千年而仍然挺立不拔的力量源泉究竟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大问题，对问题的看法也许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讲，从历史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点，中华民族靠的是一种刚健有为、顽强进取的精神。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正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不仅命运有正有不正、存在着正当与否的问题，性与命亦有所不同，譬如：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与上文一样，我在此同样将重点阐述儒家意义上的这一人类自我形象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儒家的仁道情怀及其人文精神含义。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无论是处在防御性的劣势地位，还是处在扩张性的优势地位，总是把维护和传播以仁为核心价值原则、以礼为基本秩序规范的文明生活本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夫人者，天地之心。4．天下为公，生民为重。
（《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柔顺处己，则己之道废。
[14]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如张载《西铭》篇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只有在一定数量的文明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变成传播文明的人。然而，习相远的问题，却使人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种种的文化差异之中，差异易于制造隔阂，从而阻碍人们进行有效的交往，乃至引发和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种种困扰和麻烦。[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19、20页。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另一方面，人类除了必须本着天地之道来维护自身的生存之外，还必须以至诚之心充分发挥人类自我的本性，乃至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而与天地相参（《中庸》）。万物为天地阴阳之变化孕育所生，有生之物亦称为命，即生命之命，而物之不齐，形神有别，各有其仪则和特性（《庄子·天地》），故《易·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讲，人类必须在天地阴阳变化、刚柔推移、生死成毁的大化流行中求生存、去奋斗。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是因为它不仅是居天地之中或中原地区的中央之国，更是具有天下之文明典范意义的礼仪之邦，因其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文章之华，故中国而又谓之华夏（《春秋左传正义》闵公元年、定公十年）。《周易内传》卷一上曰： 强者之强，强人者也。
从华夏文明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来讲，坚持我们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和文明优越性，既不忽视我们文化与社会内部的多样性问题，同时亦与客观理性地看待其他民族与社会的性近习远的不同文化习性，并与之保持一种和而不同、各得其宜的和谐共处关系是不矛盾的。毋庸置疑，不同民族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也存在着文明程度上的差异，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然而，究竟何谓命与仁呢？《论语集解》释夫子与命与仁之义说：命者，天之命也。易之理广大悉备，包含、囊括着天地人三才之道、人事万物之理，从中我们可以体认天地阴阳变化、刚柔相济之道及其化育万物、生生不息之大德，可以领悟乾坤易简恒常之理、人事穷通吉凶之运以及万物性命之正、仁义功德之立、民生事业之成，惟有洞达穷尽这天地万象、天下事物的道理，乐其天然，尽性知命，体仁而行，才可以成就人类不朽的道德功业。
既然仁为天地之生气或天地生物之心，而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遗书》卷二上），万物亦皆可以一理照察，那么，二程由此而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种以天理仁道为中心而统贯天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对孔子而言，一方面，我们生而为人，因为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因此我们只能和作为同类的其他人合群共处，相互交往。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代表了早期中国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观呢？如果说是的话，它也只是一种天人亲和型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非天人对立型的强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就其思想的内在实质而言，孔子所谓的直，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直，以及所谓的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其实也正是真（真实、正直、诚实不欺）的生活态度的一种体现。
所谓的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或者荀子所谓的最为天下贵，事实上是要凸显和挺立人类基于其超越万物之表的卓越的灵秀意识或心智能力之上的道德主体性及其能够积极参赞天地化育的责任意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礼记·礼运》篇则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孔孟儒家的穷理尽性、安身立命之道。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君子之配天地，道一，而用其志气者殊也。（《孟子·告子下》）至如孔、孟本人，生当乱世，不以一己之得失荣辱为忧，而以礼乐沦丧、仁义充塞、道之兴废为忧。
孟子更大倡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和得民心（《孟子·离娄上》、《尽心上》）之说，以及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保民而王、制民之产而使之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的王道仁政主张，将古来民惟邦本的政治观念发展为最为系统的民本之学。（《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我们生息繁衍于天地之间，必须洞察天人之理、人物之性，明达于天命与时遇，依循于仁义之道以修己化人、安身立命，实现自身卓越而不朽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